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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有大的难处。就经济规模而言，美中两国是当今世界的两大经济体，却各有各的烦心事，各有一本难念的经。
在上世纪70年代启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，美国资本把生产线移到海外，从而提高资本的回报率。在国内，则将之称为产业升级。
在1970年代，美国道琼斯指数的阻力位在1000点附近；到了现在，道指却屡窥伺18000点水平。
眼下，美国人却发现由于本国的产业空洞化，贫富差异恶化，金融危机频生。美国再工业化是希望重建以出口和制造业带动的实体经济，让经济可持续发展。
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进程不期而遇。通过贸易，流入的外资充裕了中国的外汇储备。投资带动经济增长，而生产资料也随之积累。
在中国，产能过剩和高库存有效地抑制着普通消费商品的价格上升，使得低息和低通胀并存，因而可以大量增加货币供应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。
但多余的资金并不会流入产能过剩的生产部门，资产市场的投机气氛却炽热，房价飚升，现在中国许多地方的房价都可能是10年前的四倍以上。
美国富，中国则尚在发展。两国青年与他们的父辈却有着不一样的际遇和处境。
产业空洞化使美国年轻人比他们的父辈较难找到合意的工作，实际收入和工作安全感也都下降，他们较难买到自己的房子，对整体经济和个人前途也缺乏信心。
由于经济长年平稳发展，中国年轻人的实际收入和购买力一般都比他们的父辈高，对前景也较有信心。
美国面对自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，也意识到自身的实物产出及生产能力都已经下降，正力图再工业化。
而中国由于过去无效的投资和资源浪费，出现产能过剩，正欲去掉多余和低效的产能。
两国经济是互动的，却都有自身的毛病。美国患的是产业空洞化，中国犯的却是货币供应和投资过多。前者病颇重，后者由表及里，而病愈则凭不同的调理方式。
中国的方案包括了去产能、去库存和去杠杆。这"三去"应是彼此相关的，也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。
发展实体经济，特别是高技术含量和市场导向的制造业应是中国之所需。经济发展不能过度依赖虚拟经济，美国现在的再工业化引申的正是这么一条经验。
而美国的再工业化，本身也是对中国制造业的一种挑战。
